璀璨的華夏文明　大英博物館中國展廳整修18月重現風華（上）

歷經18個月的漫長整修與裝潢，倫敦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的嶄新中國展廳已於2017年12月14日對外開放（圖1）。受到何鴻卿爵士（Sir Joseph Hotung）的慷慨贊助與大力支持，館方不僅重新調整展品陳列方式，也同時升級展櫃與照明等基本設備，更新增書畫、絲綢和現當代工藝，闡明中國藝術的多元傳統與持續創新（圖2）。新展廳的內容共分為16個單元，其中不以物件種類來區別，而是按照時間順序展現不同朝代的作品。策展團隊亦在每個專櫃中央呈現焦點精品，藉此衍生相關的詮釋議題和名作群組，讓觀眾能夠近距離地欣賞文物而產生歷史時代感（圖3）。依著陳設展品如石器、玉件、青銅、陶瓷、雕塑、漆作、繪畫和文玩等，深度探索中華文明的時序演變。

跟隨文物旅行，穿梭時空現場

館方策畫的中國歷史旅程是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尤以地下發掘出來的飲食陶器和祭祀玉器為重心。至今發現中國最早的陶製品，約出現於公元前1萬6000年的南方地帶，之後在數個群族部落中，當地居民採用不同種類的泥土原料，製作成豐富多樣的日常器物。例如一組製作在6000年前、出土於黃河流域半坡遺址的陶罐和陶碗（圖4），其表面平滑、造型精良，揭示當時工匠出色的陶冶技術。而在玉石器方面，中國亦展示出獨特的磨治工藝和思想理念。譬如館藏高度近半公尺的大型玉琮（圖5），乃是來自良渚文化的菁英階層人士墓葬，象徵著社會權力和階級地位。這些史前時代的食器和祭品，可說是奠定中國物質文化發展基礎的關鍵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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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考察歷史文獻或者考古紀錄，吾人都可發現大約在公元前2000年時，中國社會格局經歷巨大變化，進而出現早期國家的原型與徵兆，像是中原地區黃河流域的二里頭文化便是一例。從該遺址出土的城邑建築、居住區和墓葬區，以及道路與工坊的存在，皆可說明其複雜的群居結構。繼之而起的商代，其建都於現今河南省的中部與北方一帶。在出土後以存世的甲骨片和青銅文物上，都留下了明確的文字史料。此時的早期中原商王朝，也與鄰近的歐亞大陸在金工上有所交流。他們曾向中亞草原民族學習武器和馬車的製作樣式，同時也創發出特有的分範鑄造科學技術，因此得以在青銅器上呈現富麗的裝飾圖案。商代王室和貴族成員都相當重視禮器的使用（圖6），延續著古代祭祀和喪葬傳統。

公元前1046年，居於渭水河濱的周人擊敗殷商，建立起延續長達800餘年的周王朝。期間以從今日西安遷都洛陽為分界，可劃分為西周（公元前1046～771年）與東周（公元前770～221年）兩階段。周代向來被後世視為盛世的典範，尤其在社會禮儀與政治倫理等道德制度上備受推崇。周王開始以「天子」自居，領受「天命」而統治「天下」。這種王道治理國家的觀念，被日後的各朝君主所遵循演繹。而由西周初期重要貴族暨大臣周公提倡的「制禮作樂」理念，亦對往後的藝文思想影響甚鉅。譬如出土於山西侯馬的展品〈青銅鎛鐘〉（圖7），屬於東周春秋時代晉國文物，突顯時人對禮儀和奏音樂的重視。此外工匠利用新的模板技術，在鎛鐘表面上製作出相同重複紋飾，不僅增添器物的裝飾性，也為批量生產需求提供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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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後期經過近500年的戰亂時局，秦代於公元前221年統一中土。雖然秦王朝的國祚僅有短暫15年，但其使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政策方針，卻讓中國至此成為中央集權的帝制國家，標誌歷史社會上的一個根本轉折點。很多在秦代草創的制度，到了兩漢時期逐漸成熟完善。對內，以儒家意識形態為主的官僚體系，積極地運籌帷幄、處理政事；對外，帝國強大的軍武部隊和企圖心，也讓其與外地異文化的互動不斷增加。就在社會安定、經濟富庶的氛圍下，人們對於永恆來世有著更加熱切的期待與想像。來自漢代富裕家族墓室的陶製墓柱（圖8），說明當時社會「視死如生」的喪葬觀念。其奇異的人面造型與梁柱紋飾，或許呈現了避邪驅魔的象徵意涵。

漢代滅亡（220）之後的400年間為魏晉南北朝，中土政權動盪不安，各方勢力相繼崛起，使得黃河流域平原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其中參與爭奪的族群不僅有漢裔人士，更包括來自邊疆草原的不同的異民族（圖9），例如匈奴、拓跋、鮮卑與羌等。由於異族持續統治北方，讓原來居住於中原的漢人大量南遷而進入長江下游，促進當地區域的經濟發展。另一方面，主導北方的異族君王與貴族世家，也透過絲路貿易途徑，把中亞與西亞的習俗、思想觀念與生活物品引入中原社會。當中最重要的文化影響，莫屬於佛教的崛起和傳播。展品〈砂岩佛菩薩像石碑〉（圖10）製作於東魏時期（534～550），其上層有一對飛天神祇，中央為一佛二菩薩，下方則是供養人的題記銘文，說明當時民眾對於佛教信仰的虔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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