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記boy、總督府職員錄，帶你穿越日治時期的台灣

本文從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檔案館嚴選兩宗館藏，透過「日記系男孩──葉盛吉」的個人觀點，與「台灣總督府職員錄」的資料分析，重現日治時期台灣人生活的光景。

少年維持著煩惱：葉盛吉日記

請試著想像，若你是一名出生在1923年日本大正民主時代的台灣青年，住在學校宿舍裡，努力想考上高等教育學校，卻面臨皇民化運動的身分認同考驗，你會有什麼感覺呢？

《葉盛吉日記》是中研院台史所檔案館珍藏的「葉盛吉文書」一部分，由葉盛吉本人以工整的日文書寫，始於1938年15歲前往澎湖進行「臨海教育」，終止於1950年被國民黨逮捕的前一天。

本文暫不概述葉盛吉成年後的艱辛生平，而是聚焦在就讀台南第一中學校的校園生活。透過日記描繪的點滴，你會發現原來從古至今，少年、少女維持的煩惱都那麼相似！

澎湖臨海教育、日本修業旅行

台灣人葉盛吉，以優異成績進入台南第一中學校與日人共學。除了課堂接觸現代化學科、民主思潮，也透過「澎湖臨海教育」和「日本修業旅行」，類似現今的戶外教學，在開放水域學習游泳、鍛鍊精神體魄，並周遊日本，見證進步的建設、體驗文化風情。

現今的學生若有機會到澎湖戶外教學，大多在海灘踏踏浪、拍拍照，但1938年葉盛吉跟隨學校前往接受臨海教育，真槍實彈地在澎湖西邊的海灘學習游泳。

日記裡除了讚嘆澎湖海水真的非常乾淨、有許多珊瑚礁，也寫道當時辛苦的情景，「依游泳能力分成三班，我們與老師排成一橫列，游到遠方。回程非常吃力，波浪很大，難以寸進。因為喝了相當多的鹽水，喉嚨刺痛。」

葉盛吉認真的精神，除了透過游泳體現，也在1939年日本修學旅行日記中，以令人驚嘆的作為展現──「蒐集日本各地印章」。在21天的旅程中，共蒐集了200多枚完整漂亮的紀念章，而且顏色繽紛多樣。

出遊前除了打包行李，葉盛吉也先了解各城市的概況，例如人口、文化、交通建設等，並將這些所見所聞記錄在日記中。

1939年7月11日的日記中寫道，「車站前的博多人偶很好看。攤販和賣冰的很多，有賣香蕉的，也有什錦麵。水蜜桃多，來來往往的人也很多，不愧是人口三十萬的都市，卻沒有太多大型的建築。」而7月20日搭乘特急電車離開奈良的八木站時，日記描述，「軌道是寬軌，車速之快稱得上日本第一。向車掌一問才知道通常車速是每小時70公里，快的時候可以達到每小時130公里，頗感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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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日記內容看來稀鬆平常，卻為有興趣了解飲食史、城市史、交通史的人們，呈現日本當時的概況。

許多遊客到日本會買伴手禮，葉盛吉和同學也心生嚮往。兒玉老師向他們介紹「文明堂這家店從前是不錯的，但現在福砂屋的蜂蜜蛋糕比較好吃。」這句話開啟了悲劇的起點！

葉盛吉和西田同學等人捨棄旅館附近的「文明堂」，前往路途遙遠的「福砂屋」，但繞來繞去、問路問了五次，腳也走出水泡，甚至穿越電車軌道而挨了車掌一頓罵。「帶著很狼狽的模樣搭電車回旅館，今天實在是受夠了。」就寢前，葉盛吉疲憊地寫下這段落難記。若下回你和朋友出遊迷路，別太自責，從古至今這種旅行窘境皆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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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的挫折、學校的試膽大會

結束了愉快的日本修業旅行，葉盛吉面對的是考取日本高等學校的壓力，然而因為台灣人身分敗北數次。1940年4月5日的日記寫道：

一想到考試讓我懷疑「究竟努力是否就能合格」時，考試實在是罪惡。我好想就此不回學校，就這樣消失不見啊！

日記中一度自我否定，但很快地葉盛吉開始信心喊話，「如果現在有對我同情的『女友』，難免溶解我的意志。朝著正道、正途與正確方法的努力，將為我一年後帶來『合格』這個禮物！」無論是1940年或2017年，承受升學壓力的青年們，皆面臨相似的徬徨焦慮，以及渴望情竇初開的壓抑。

校園生活並非只有考試而已，葉盛吉與同學們也曾舉辦「試膽大會」，現今許多學生皆有類似的體驗，走在黑漆漆的校園裡、看著學長姐裝神弄鬼，拉著旁邊的同學害怕地大叫。此外，當時「台南第一中學校」也會與「台南高等工業學校」舉辦足球練習賽，「比起高工，我們一中還是強多了！」熱血的葉盛吉在日記中傳達著信心，若當今鄉民看見，可能會起鬨要戰學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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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葉盛吉成功考取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院，但因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1946年回到台灣大學醫學院繼續完成學業、開始行醫。當時的知識分子，大半對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感到失望，寄望於共產黨成為一種選項，葉盛吉也走上了這條路。

從歷史結果來看，這並非一條光明大道，而是領著他來到馬場町刑場，於1950年以死刑被結束生命，此時只有27歲。《葉盛吉日記》的主編，中研院台史所許雪姬研究員便嘆其：

27年，他過得如此短暫而又充實，不輸給一個活了72歲的人。

葉盛吉於1938年至1950年寫下的日記回憶，讓人們得以了解日治時期台灣人的成長經驗，與白色恐怖的民間觀點。這些資料由葉盛吉的夫人──郭淑姿女士保存，轉交給兒子葉光毅教授，最後開放成為供學界研究的史料，並數位化保存於「台灣史檔案資源系統」供大眾檢索。

而葉盛吉日記中的日本修業旅行紀念章，也於2017年中研院院區開放活動中，搖身變成印章與明信片，讓民眾體驗套印紀念章、為明信片塗色。雖然日記中的印章看起來沒什麼，但透過親手實作，會發現要重現日記原稿的美麗色彩還真不容易！

一夕爆紅！台灣總督府職員錄

除了文情並茂的個人文書，中研院台史所檔案館還有一宗有趣的館藏，可透過量化分析重現日治時期台灣人的職場概況，那就是「台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日治時期，總督府會為府內和所有地方職員編印一本職員錄，可以查找某個人在某個單位的任職情況，包含編制、任職時間、官職名、薪資等資料。台史所檔案館收錄了1896年至1944年，共51本職員錄，並以標準化欄位將95萬筆資料數位化，開放給需要的使用者查詢，用途除了學術研究、家族尋根、Google搜尋，更曾發生一個特別的故事。

「台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每月約有3000使用人次，但在2014年某月突然湧進大量流量！

2014年正參與台北市市長選舉的柯P，被爆卦爺爺柯世元在日治時期擔任官職，是皇民化的後代。但沒資料沒真相，許多人就來到「台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查詢究竟爺爺柯世元是什麼官職，原來職名是「訓導」，也就是最基層的小學老師。

若以此系統95萬筆資料續查，會發現當時每4名職員就有1名是「訓導」，再調閱影像資料可看到，訓導的月薪約為48元，然而職員錄中男性平均月薪為67元。從資料分析，就能了解傳言是否與歷史相符。

台灣女性受重用嗎？職員錄也查得到

日治時期，台灣女性在公文書署名需加上「氏」這個字，例如蔡依林要寫成「蔡氏依林」，然而台灣男性和日本人則沒有這個規定。這個特殊規定在職員錄資料庫中，反而能成為找出台灣女性職場發展的線索。

在95萬筆資料中，人員姓名欄位有「氏」、且本籍為「台灣」的女性資料，約有1萬6千多筆，不及整體職員人數的2%，再續查這1萬6千多筆資料，其中75%職名是「訓導」、「雇」等，即小學老師與職員；其次是「電話交換手」（接線生），月薪範圍普遍低於職員錄平均月薪。顯示日治時期的台灣女性在職場發展頗受壓抑。

然而，仍有部分女性嶄露頭角，例如職員錄可查到「陳氏進」，也就是1934年以〈合奏〉畫作成為第一位入選帝國美術展覽會的台灣女畫家「陳進」。在1934年至1937年於屏東高等女學校擔任「囑託」，職務內容類似約聘的美術老師。

你可能會問「囑託」的行情是多少？這個答案就留在「台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任你體驗查找史料的樂趣了。

話說回來，這些檔案哪裡來

相較於「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集中保管官方檔案，中研院台史所檔案館希望呈現多元的歷史觀點，從國內外徵集保存「個人」、「家族」和「機構團體」的民間檔案，並數位化建置公開的資料庫。

以個人文書史料為例，檔案館團隊會先辨識檔案內容和日期等基本資訊，建置目錄或掃描影像上傳資料庫，但不做深入的判讀。檔案館主任王麗蕉說明，「建立檔案資料庫時，不能有太多主觀詮釋，否則會誤導使用者觀看史料。這些史料可以探究哪些議題，就交給使用者發揮。」

這些檔案後續可以延伸哪些應用？例如中研院台史所許雪姬研究員，從日記的字裡行間重現清代、日治、白色恐怖不同時期，人們生存於當代的看法與具體行動；曾品滄副研究員閱讀林獻堂的日記，發現當時知識份子經常約朋友在家裡吃「鋤燒」，成為溫暖的社群活動。

古人可能沒有料到，後來的歷史學者和大眾，會那麼喜歡他們寫的文書與機構檔案。會否現今的Facebook、Instagram等連續性圖文紀錄，甚至是勞保資料庫，在遙遠的未來也會成為歷史學者探究的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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