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什麼樣的女權主義者或是千禧世代，會想要穿上閃亮的粉色、藍色馬賽克圖案短裙，外頭再套上開衩到腰際的薄紗裙？這種暴露的程度，已經像是瑪丹娜（Madonna）在《神秘約會》（Desperately Seeking Susan）中的電影戲服一樣刺眼。這些衣服不僅無法代表當代的女權主義，即使回到了1950年代也不具任何創意。」這段見血的文字，是《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時尚總監暨時尚評論長Vanessa Friedman對於Dior 2018春夏女裝的批評。
這個由設計師Maria Grazia Chiuri主導的系列，延續上一季獲得廣大迴響的女權主義意識，取材自藝術家妮基桑法勒（Niki de Saint Phalle）的攝影作品，並將美國藝術史學家琳達諾赫林（Linda Nochlin）的名言，「Why Have There Been No Great Women Artist？」（為何沒有偉大的女性藝術家？）作為開場服裝的印花。同樣備受消費者喜愛，被視為設計師的慣用手法，包含丹寧面料、飾有品牌Logo的細肩帶，以及半透明薄紗洋裝與高腰短褲的搭配，也同樣出現在這一季的作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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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樣迎合市場、打鐵趁熱的手法，卻引發不止一位資深時尚評論家的負評。婉轉如《BoF》編輯顧問（Editor-aat-Large）提姆布蘭克（Tim Blanks）表示，「我們可以在許多年輕女性身上，感受到她們希望自己可以更加獨立和被尊重，Chiuri從中嗅到了商機。但當我們看到這些本來希望獨立的女性，追捧著Chiuri膚淺的女權主義設計時，不禁讓我感到一絲無奈。」因直言不諱而聞名的Cathy Horyn則說：「我為何反對Chiuri這種打著女權主義口號，卻在設計上陽奉陰違的作法，是因為千禧世代對這些商品的瘋狂，並非源自她們內心對女權主義的理解和支持，而僅僅是將此概念作為一個商業口號。」
儘管飽受媒體的負面評價，但弔詭的是，Dior在Maria Grazia Chiuri接手後，銷售卻是節節攀升。根據Dior發佈的2017上半年財報來看，Maria Grazia Chiuri成功為Dior吸引了大批千禧世代的新顧客，刺激銷售突破10億歐元大關，較2016年同期成長17％。
這種時尚評論家與消費者持兩極態度的情況，在近幾年並不罕見。最知名的，莫過於Hedi Slimane時期的Saint Laurent，以及Louis Vuitton與Supreme的聯名系列。兩者皆不乏業界人士的「建議」、「憂心」或是「抨擊」言論，但結果是，Hedi Slimane在位的4年期間，讓Saint Laurent業績翻倍成長，銷售額突破10億美金；而Louis Vuitton與Supreme的合作，則為雙方帶來了1億歐元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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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交平台、直播科技與部落客鋪天蓋地的曝光之下，時尚評論家原本作為將時尚圈的美好、夢幻與神秘之處，傳遞給大眾知曉的唯一管道地位，已不復存在。當人們越來越常搜尋名人街拍、部落客穿搭文，作為購衣指南，以文字推砌起的服裝評論，又有多少人在乎呢？
「在前數位時代，時尚評論家曾極具影響力。」精品百貨Neiman Marcus時尚總監暨資深副總裁Ken Kowning表示，「但現在時尚圈有太多聲音、太多意見，這個業界的人有越來越多主見，每個人都是自己的時尚評論家。」當越來越多人投入自媒體行列，勢必減弱時尚評論家的聲音與影響力。
不過，《華盛頓郵報》的時尚記者Robin Givhan還是自信滿滿，「我認為時裝秀有沒有直播或是向大眾曝光，其實沒有影響。」她認為，「事實是，並非所有人都具有批判的眼光，身為記者，我提供的可不只是對伸展台上作品的膚淺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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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我們根本不該把市場的表現與時尚評論家的論述混為一談，畢竟，在這個資訊透明的時代，消費者的購買標準，可不見得會考慮「女權主義的論述是否正統？」、「是否體現品牌創辦人的美學意識？」、「融合了哪個知名藝術家的作品」或是「有沒有正確體現某個年代的衣著風格」等。而時尚評論家只需堅持初衷，以批判的眼光報導產業新聞，訴說隱藏在衣物、配件下的故事，影響力就已經在潛移默化之中，散播出去了。
撰文：Ivan Kuo 資料來源：BoF、DIGIDAY、WWD、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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