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什麼樣的女權主義者或是千禧世代,會想要穿上閃亮的粉色、藍色馬賽克圖案短裙,外頭再套上開衩到腰際的薄紗裙?這種暴露的程度,已經像是瑪丹娜(Madonna)在《神秘約會》(Desperately Seeking Susan)中的電影戲服一樣刺眼。這些衣服不僅無法代表當代的女權主義,即使回到了1950年代也不具任何創意。」這段見血的文字,是《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時尚總監暨時尚評論長Vanessa Friedman對於Dior 2018春夏女裝的批評。
這個由設計師Maria Grazia Chiuri主導的系列,延續上一季獲得廣大迴響的女權主義意識,取材自藝術家妮基桑法勒(Niki de Saint Phalle)的攝影作品,並將美國藝術史學家琳達諾赫林(Linda Nochlin)的名言,「Why Have There Been No Great Women Artist?」(為何沒有偉大的女性藝術家?)作為開場服裝的印花。同樣備受消費者喜愛,被視為設計師的慣用手法,包含丹寧面料、飾有品牌Logo的細肩帶,以及半透明薄紗洋裝與高腰短褲的搭配,也同樣出現在這一季的作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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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樣迎合市場、打鐵趁熱的手法,卻引發不止一位資深時尚評論家的負評。婉轉如《BoF》編輯顧問(Editor-aat-Large)提姆布蘭克(Tim Blanks)表示,「我們可以在許多年輕女性身上,感受到她們希望自己可以更加獨立和被尊重,Chiuri從中嗅到了商機。但當我們看到這些本來希望獨立的女性,追捧著Chiuri膚淺的女權主義設計時,不禁讓我感到一絲無奈。」因直言不諱而聞名的Cathy Horyn則說:「我為何反對Chiuri這種打著女權主義口號,卻在設計上陽奉陰違的作法,是因為千禧世代對這些商品的瘋狂,並非源自她們內心對女權主義的理解和支持,而僅僅是將此概念作為一個商業口號。」
儘管飽受媒體的負面評價,但弔詭的是,Dior在Maria Grazia Chiuri接手後,銷售卻是節節攀升。根據Dior發佈的2017上半年財報來看,Maria Grazia Chiuri成功為Dior吸引了大批千禧世代的新顧客,刺激銷售突破10億歐元大關,較2016年同期成長17%。
這種時尚評論家與消費者持兩極態度的情況,在近幾年並不罕見。最知名的,莫過於Hedi Slimane時期的Saint Laurent,以及Louis Vuitton與Supreme的聯名系列。兩者皆不乏業界人士的「建議」、「憂心」或是「抨擊」言論,但結果是,Hedi Slimane在位的4年期間,讓Saint Laurent業績翻倍成長,銷售額突破10億美金;而Louis Vuitton與Supreme的合作,則為雙方帶來了1億歐元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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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交平台、直播科技與部落客鋪天蓋地的曝光之下,時尚評論家原本作為將時尚圈的美好、夢幻與神秘之處,傳遞給大眾知曉的唯一管道地位,已不復存在。當人們越來越常搜尋名人街拍、部落客穿搭文,作為購衣指南,以文字推砌起的服裝評論,又有多少人在乎呢?
「在前數位時代,時尚評論家曾極具影響力。」精品百貨Neiman Marcus時尚總監暨資深副總裁Ken Kowning表示,「但現在時尚圈有太多聲音、太多意見,這個業界的人有越來越多主見,每個人都是自己的時尚評論家。」當越來越多人投入自媒體行列,勢必減弱時尚評論家的聲音與影響力。
不過,《華盛頓郵報》的時尚記者Robin Givhan還是自信滿滿,「我認為時裝秀有沒有直播或是向大眾曝光,其實沒有影響。」她認為,「事實是,並非所有人都具有批判的眼光,身為記者,我提供的可不只是對伸展台上作品的膚淺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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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我們根本不該把市場的表現與時尚評論家的論述混為一談,畢竟,在這個資訊透明的時代,消費者的購買標準,可不見得會考慮「女權主義的論述是否正統?」、「是否體現品牌創辦人的美學意識?」、「融合了哪個知名藝術家的作品」或是「有沒有正確體現某個年代的衣著風格」等。而時尚評論家只需堅持初衷,以批判的眼光報導產業新聞,訴說隱藏在衣物、配件下的故事,影響力就已經在潛移默化之中,散播出去了。
撰文:Ivan Kuo 資料來源:BoF、DIGIDAY、WWD、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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