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在你身，痛在我心！網路酸民其實都有高度同理心？

提姆今年三十有二，手機交友軟體Tinder上的檔案照是他人在雜貨店蔬果區的中央微笑，手裡舉著鳳梨。照片裡的他自信滿滿，不論是自己的臉蛋還是手裡的鳳梨，看來都深得提姆的肯定。老實說，那畫面嗯⋯⋯並不是很討喜，但我懂什麼—搞不好以手機螢幕的尺寸而言，這樣的Tinder檔案照才剛剛好。

但，我還是忍不住要為可憐的吉姆掬一把淚。因為我此刻是在布魯克林一間劇場裡，一個五英尺的投影螢幕上看他的Tinder檔案，而陪著我一起看的，是一群鬧哄哄又笑咯咯的觀眾。我人在最後面，靠著吧檯，空間差不多只夠我站著。我身邊的人喝酒的喝酒，說笑的說笑，大家有一搭沒一搭地聽著金髮女子在台上說話。而吉姆與鳳梨的合照，就是從金髮女子的手機連到投影機上，再放大到螢幕上的。

「我想知道的是，這照片是誰拍的？」她問道。金髮女子名喚蓮恩．摩爾（Lane Moore），而以身分而言，她集站立喜劇演員、作家、樂手與演員於一身，並以此活躍於紐約。她在各領域累積的戰功彪炳，包括她曾經在《女孩我最大》（Girls）的第五季，很精采地客串過一集。只不過我今晚躬逢其盛的這個場合，才是她現在最為人所熟知的東西，至少在紐約是如此沒錯。這東西，叫做Tinder Live，也就是Tinder的直播，一個概念很簡單，但效果很傑出，每個月一場的喜劇演出：她會現場使用這個約會軟體，然後由醉醺醺的觀眾用大吼大叫來決定她應該把手機螢幕往左滑來把男生刷掉，還是該把螢幕往右滑來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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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會一邊這麼做，一邊發表各種意見，同時間還有擔任嘉賓的一組喜劇咖來扮演親友助威團，他們也會適時插嘴。而以今天而言，助威團的一員是丹尼．譚伯瑞里（Danny Tamberelli）這名前童星。對我們這群千禧年世代「老人」而言，他是一九九○年代播出於尼可國際兒童（Nickelodeon）這個付費頻道上，《彼特與彼特的冒險》（The Adventures of Pete and Pete）節目裡那個可愛的「小彼特」（Little Pete）。而作為對摩爾所丟出問題的回應，他想像了幕後拍照者給吉姆的評語。

「這照片一定會讓你桃花朵朵開，兄弟。」譚伯瑞里學起了健身房猛男的口氣，彷彿下一秒就要淘淘不絕地推薦起生酮飲食。

「是啊，哥你說的對。」摩爾回應以同樣熱絡的熟稔口氣。接著她以哥兒們上身的語氣，嘗試對螢幕上照片的美言幾句。「這照片有拍出景深，」她說「有拍出⋯⋯水果。」然後就沒了，台下的觀眾哄堂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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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周稍早，我才在《紐約時報》上讀到一篇報導，上頭講的就是摩爾與Tinder Live，而撰稿的記者誇讚這種喜劇形式「極具新意」，並肯定摩爾的演出是「社交錯誤示範」作為一種喜劇類型中的翹楚與典範。如在第一章說過的，我開始研究尷尬的初衷裡有很大一部分，是我覺得我看不到其他人在研究這樣東西，至少沒有以我認知中的「研究」形式為之。但研究的形式姑且不論，我在關注尷尬各面向的路上確實不斷感覺到吾道不孤：《丟死人了》是一例，W．卡茂．貝爾又是一例，而這在布魯克林演出，並獲得《紐約時報》肯定的演出，讓我覺得同志的陣容又更加堅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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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口乾掉了剩下的酒，率性地把酒杯推開，盯起了吉姆的照片。我不認識這位仁兄，但我猜他的心態是這照片「怪」可愛的，應該可以吸引女士們停下滑動的拇指，讓他在交友軟體的茫茫人海中脫穎而出。那是鳳梨—嗎？也太少見了，吧！

我最近幫一名上了年紀的朋友更新履歷，而他對我基本上是言聽計從。於是乎，我給了他一個建議是在最上頭放一張自己的照片。那不是張專業的人像，但算得上是近照，而且拍得很好。人在夏威夷的他看起來目光炯炯而且神清氣爽，臉還被一株討人喜歡的扶桑花樹襯托著。我的想法是人事經理日理萬機，這樣的照片應該能幫助我朋友的履歷鶴立雞群。

而素昧平生的吉姆，卻讓我質疑起自己的這個決定，尤其是亮粉色扶桑花的部分。我是不是幫了倒忙？我是不是害朋友成了摩爾未來的新素材，成為求職版現場節目—比方說LinkedIn Live的準挖苦對象？我開始覺得自己身邊那麼多付了錢來看戲卻又心不在焉的觀眾，其實比我深謀遠慮。或許他們才是對的，因為長時間瞪著吉姆的照片，讓我確切感受到了生理上的不悅。我自己根本不玩Tinder，但我還是可以透過吉姆，或者透過聽信我讒言的朋友，感覺到了代位的瑟縮。我的雙頰滾燙，我的五臟六腑揪成一團，完全就是螢幕上的吉姆變成我，笑得像個白癡的是我，手拿鳳梨在放閃的也是我的感覺。

我決定回到吧台追加一杯紅酒，好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畢竟這時我已經開始覺得有點要吐了。自我懂事以來，這種容易尷尬的體質就沒有離開過我；我就是這麼容易為了別人的所作所為覺得丟臉，這包括自己一點都不覺得尷尬的那些人，也包括我壓根不認識的人。二○一三年，國家廣播公司（NBC）播出現場版《真善美》（The Sound of Music Live!）的那一夜，我的推特上擠滿了邊看邊恣意分享的朋友。我也試著想要合群一點，與大家同樂一下，但《我喜歡的東西》（My Favorite Things）才唱了幾小節，我就關機了，因為我實在是雞皮疙瘩掉滿地。讓我有類似反應的慘劇還有一次是發生在二○一六年，當時網路上流傳著一段影片是「傑布」．布希（Jeb Bush；美國老布希總統的次子，小布希總統的弟弟，曾任佛州州長）在新罕布夏州一場里民大會形式的造勢活動上懇求鴉雀無聲的民眾做一件事情—「請拍手。」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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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爾說話的聲音，把我從夢遊中拉了回來。她請在場的觀眾也對吉姆發表一下意見。確實，緊鄰我身邊的觀眾沒在管天高皇帝遠的台上，他們似乎對台下的人比較有興趣，但能在前排卡到位置的觀眾還是聽得津津有味，畢竟這是一種創新又有互動性的笑料。一整個晚上下來，一個模式出來了：枯燥乏味比較不討觀眾喜歡，他們要的是愈莫名其妙的愈好，或者是愈丟臉的愈好—可以想像這代表等一下摩爾要是跟某人配對成功，玩起來才嗨。

「大家出個聲吧，往左還是往右？」摩爾要現場決定吉姆的命運。「右！」台下齊聲喊著。

我從杯中啜飲了一小口味道並無可喜之處的黑比諾葡萄酒（Pinot Noir），然後第N次想像在自己體內與腦中旋轉跳躍的那是什麼情緒，我甚至想知道自己跟前排那些興高采烈的觀眾，感受到的究竟是不是同一種東西。如果這種感覺讓我想要躲到洞裡自己死一死，那別人為什麼好像從中得到滿滿的正能量呢？

我心中的這個謎，原來也是大西洋對岸兩名神經科學家曾經耿耿於懷，左思右想，幾乎一模一樣的一個問題。

多年之前，索倫．克拉其（Sören Krach）與費里德．波拉斯（Frieder Paulus）—兩人同屬德國呂北克大學社會神經科學實驗室—看著某人進行簡報。他們告訴我說這個人拿本人與自身工作來夸夸其言的方式，讓克拉其與波拉斯都確信一點，那就是這位仁兄的目空一切有多討人厭，毫無自覺（這也算是第二章所說的「無法消弭的鴻溝」）。他們在座位上不安地扭動，忍受著這個自大的傢伙大放厥詞。「我一直是個對丟臉的人事物，非常敏感的人。」克拉其對我說，但這次他又沒做什麼讓自己丟臉的事情。所以克拉其與波拉斯都納悶了起來，究竟這種感覺是怎麼回事？

在投入尷尬研究的初期，我曾經發過一封電郵給克拉其，因為有一篇非常欣賞的心理學論文是由他偕波拉斯等人合力完成，他更是那篇論文的第一作者。想知道我有多喜歡那篇論文，看本章的標題就知道了，因為「錯在你身，痛在我心」正是我看過那篇論文後，將其題目偷過來用的結果。就我所知，他跟波拉斯是全世界那麼多研究者當中，惟二跟我一樣想知道人為什麼會尷尬瑟縮的科學家。

我主動聯絡克拉其，是想跟他要一份其最新的瑟縮論文。這種例行性的電郵，科學線記者每周都得發上個好幾十封。此時他跟波拉斯出現在我的雷達上，已經有段時間了，但我仍對提出專訪的請求感到害羞。可能是有點小粉絲遇到大偶像，近鄉情怯的心態吧，我在這兩位自己崇拜的研究者面前，時不時會有點放不開。也因此在我收到克拉其的回信，得知我也在他們觀察的雷達上時，那種心情是又驚異，又榮幸。

嗨，梅莉莎：

說來好笑—我的同事（費里德．波拉斯）跟我才老想著要跟你聯絡，你就來信了。我們讀過你的一些文章，對你的作品我們向來非常激賞！

就這樣，我跟他們展開為期數月之久的電郵版鴻雁往來，而我也在尷尬學的路上又多邂逅兩位志同道合的盟友。

最終我們一致認為我應該要去呂北克拜訪他們的實驗室。說起呂北克，那是個風光明媚，從柏林坐兩小時火車可以到的美麗小鎮。安德魯跟我放棄了美國的感恩節，選擇在那個星期四飛往德國。幾天之後我們在柏林一間酒吧裡見到了克拉其與波拉斯，四個人暢談了生活、工作，還有共同的執著。能在頻率相通的同伴之中暢所欲言，真的是人生一大樂事，畢竟這一路走來難免孤單。「應該沒有什麼尷尬會議可以讓你參加喔。」別人偶爾會在我抱怨孤軍奮戰的時候說，而且他們後頭還常會補一刀說：「嗯，漫畫展永遠歡迎你」，就像他們覺得這個笑話多新一樣（漫畫展是邊緣人的大本營，懂了嗎？）但在感恩節周末的那一晚，在德國柏林的那間酒吧裡，我的感覺就像是在參加專為我一人所辦的漫畫展，而克拉其跟波拉斯跟我都打扮成了同一本漫畫裡，鮮為人知的小角色，就像我們真的是某種「一丘之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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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我來插花的安德魯雖然不像我們那麼熱中於對尷尬學中奧妙處的討論，但他順著我們的話聊，也度過了一個很愉快的晚上。「看到你們能找到彼此，我也覺得是很開心的事情。」他後來說。

在黃湯下肚的第一輪當中，克拉其向我描述了什麼是終極版的Fremdscham，也就是德文裡幾乎可以直譯為「尷尬瑟縮」的單字，至少這是我的認知：Fremdscham的意思就是你擅自代表另外一個人所感受到的羞恥，或是以代理人身分感覺到的尷尬。克拉其手舞足蹈地形容著對他來說，什麼叫做夢靨—有人會開著超級耍帥、超級不實用的車子來到這間庶民休閒用的酒吧。「比方說法拉利，」他說，「然後喔喔，沒有車位！那我看我只好多繞幾圈囉。」克拉其想像起這種車主可能會抱持的心態。這樣大家都會看得到我的車，然後崇拜我！「這是對觀眾想法的誤解。」克拉其說。若是回到第一章所說，社交生活就如同在演戲的理論，那我們可以想成是車主找錯目標觀眾了，你演的不是他們想看到的角色。

這位虛構的法拉利車主有一事不知，那就是這間小酒吧裡沒人覺得他的跑車了不起。事實上，酒客們只會覺得這人開什麼法拉利來這裡啊，簡直莫名其妙。雖然我再強調一次，這一切都只存在於我們的腦中，都只是為了說明一項論點而塑造出來的劇情與場景，但即便如此，負責編劇的克拉其還是覺得光一邊講故事，胃也一邊開始糾結—完全就是他幾年前看著自大狂在自吹自擂，毫無自覺時的感覺。跟我一樣，克拉其與波拉斯也很好奇：這種感覺背後究竟有什麼成因？

但跟我不同的是，克拉其與波拉斯有fMRI（功能性磁振造影）這種機器可以用。而機器加上那場讓他們雞皮疙瘩掉滿地的演講，催生出了那篇讓我讚不絕口的論文，登在了二○一一年的《公共科學圖書館：綜合》（PLOS ONE）期刊上。

在那篇論文所介紹的實驗中，他們請了受試者閱讀一些簡短的文字橋段，或是讓他們看了一些短劇，重點是這些文字或短句的內容，都是有人在做一些有損自身顏面的事情。比方說其中一個故事是有人拉鍊沒拉走來走去，另外一個故事則是你應該有印象，那就是會有人若無其事地穿著上頭印著「我很性感」的T恤。在與克拉其跟波拉斯相見歡過的許久之後，我重讀了一遍那篇論文，而這次我發現了實驗中的另外一個故事裡充滿了克拉其的身影：有個人演講講到一半，突然急轉彎開始「往自己臉上貼金」。心理學界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什麼研究心理，根本都是在研究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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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這場實驗，受試者會躺進磁振造影機中來觀賞上頭那些故事與影像，由機器記錄下他們腦中的活動來供克拉其、波拉斯等科學家一窺究竟。結果顯示在前扣帶皮質層（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與左前腦島（left anterior insula）兩處都有活動增加的趨向，而這正好是兩處根據其他神經學研究，與痛覺處理可能有關的腦部區域。但腦部這些區域不光是跟人自身的痛覺有關，它們的啟動也可能代表人感受到別人的痛楚。這就代表體驗到社交上的痛苦，不論是一手還是二手，都可能多多少少被腦部解讀為生理上的痛覺。若真是如此，那我們在看到別人丟臉時說出「我看不下去，太痛苦了」，就不能算是浮誇，而是實話實說了。

當作好玩，他們讓我在前往呂北克參觀實驗室時也做了一次類似的實驗。在這個版本的實驗裡，我躺在了磁振造影的設備中，然後閱讀起呈現在螢幕上，某些經典尷尬瞬間的描述。只是老實說，這些尷尬場景的描述對我並沒有什麼太大的效果，而這無疑地是因為這些場景，本就是出自我自己的手筆。我確實有嘗試要在其中加入一些我親身體驗過，最至尊無上的尷尬場合：看到女性同胞走出化妝，渾然不覺自己的飄逸長裙卡在褲襪裡；在捷運裡遇到老闆，打招呼不是，不打招呼也不是；在文青早午餐店裡聽到朋友脫口而出用「爹地」稱呼男友。諸如此類。或許也是因為到了這個點上，我研究尷尬也不是一天兩天了，我想我多少已經在體內培養出一些抗體了吧。總之這時在機器裡的我不論讀到什麼，感覺都是莞爾甚於瑟縮。

接著我繼續待在磁振造影機中，由波拉斯偕一名實驗室助理先是發出各種刺耳的噪音—叉子刮過碟子、指甲刮過黑板、叉子刮過黑板—然後再換成各種相對悅耳的聲響，譬如用毛茸茸的填充玩具掃過黑板，或是用擦碗的抹布溫柔地撫過餐盤表面。這樣的過程，是為了模擬出一種不會真的讓你痛，但又確實讓人很不舒服的感受。這次的經驗相當有趣，但基本上我從這次客製化實驗中所收穫的心得，只是人在磁振造影機中本身就是個尷尬到爆的過程。我一邊躺在機器裡，一邊想著外頭那些斯斯文文的科學家正在翻閱我的頭殼，那可是連我自己都沒去觀光過的地方。誰曉得要是一個好死不死，我大腦裡顯示性興奮的地方「亮起來了」，那我是不是跳到黃河都洗不清了？

在原始的論文實驗裡，受試者除了有接受大腦掃描外，他們還都另外進行了一項名為E-量表的調查，內容是一組共二十五個問題，其用意是要測量個體的同理心。受試者收到的指示是對像「我看到群體中有人孤獨會覺得難過」或「有時候我會嘗試從對方的角度看事情來增進對朋友的了解」之類的說法，自己同意的程度是高是低。往往同理心分數愈高者，他們腦部的特定區域也會在看到尷尬影像或故事的時候警鈴大作。

從他們的研究中，克拉其與波拉斯理解到一點，那就是尷尬瑟縮也是一種同理心的反應，也是一種代位去體會他人尷尬的過程。第一次讀到論文中的這個結論，我的反應是無比自豪，甚至有點沾沾自喜。果然我是「善良界」的翹楚啊，我對像Tinder Live這類東西的情緒反應之深，正映照著我內心是多麼善體人意。但仔細想想，這其實只是科學而已啊。我們一直以來都把同理心跟同情心混為一談，好像這兩種說法完全可以互換，但同理心與對別人的關心並不是同一件事情，至少不必然是同一件事情。沒人規定同理心等於善良。克拉其與波拉斯後來在我造訪的時候，略顯激動地跟我分享了這點區別。同理心本身不是壞事，同理心確實可以通往悲憫之心，但理解他人感受也有另外一條分支，會通往一個偏黑暗的境地，一種比較接近鄙視的心情。同理心說穿了，我身為神經科學家的新朋友告訴我，只是一種運作正常的大腦都會自動啟動的功能，其作用是為了讓我們能順利地與他人在社交上互動。單獨去看，同理心只是人腦一種認知的程序而已。

真正有好壞之分的是你同理完後的行動。

幾個月後在布魯克林，Tinder Live的劇組換了一個新的目標，這次他們鎖定的是一名二十七歲的凱曼（Kyman），而凱曼的照片一在投影螢幕上秀出來，就瞬間讓笑聲與嘲弄在觀眾之間點燃，摩爾或其他幫腔者根本沒有插嘴的空間。凱曼看似站在湖水裡，水深及腰，而他身體偏向一邊，就像在打排球似的。他上衣沒穿，下身則是一件泳褲。而像這樣的組合，凸顯了他的⋯⋯該說是曲線嗎，他好歹也是個男人，但對男性的身形曼妙有沒有什麼委婉的說法，我實在不知道。但摩爾則一點也不擔心說話得罪人。

「他有屁股！」她高聲說。「那就是個卡噌！」

「嘖嘖，給那屁股好看！給那屁股好看！」此話出在親友團中的第三位，而她的本尊是紐約在地的另外一名笑匠，潔寧．布里托（Janine Brito）。

「我是說，好吧，」摩爾摩蹭了一會兒後說，「那顯然我是要往右滑囉，我滑囉？」

「滑！」觀眾吆喝著，然後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配對成功。摩爾開始打起了要傳給凱曼的文字訊息：我平常其實很有氣質，說話也很矜持的，但你的屁屁實在是極品。摩爾寫出了這樣的東西。

這一夜的流程就是如此：拉出使用者的檔案，台上台下（背著人家）花幾分鐘挖苦一番，看是要往左轉還是往右轉，再來如果配對成功，就改為當著人家的面再挖苦一番（或至少當著對方Tinder化身的面挖苦一番）。從跟克拉其與波拉斯的不止一次長談當中，我已經知道了這過程之所以會讓我不悅，是因為我對這些使用者產生了同理心，但我想你也可以說不止我，而是全場的人都有這樣的同理心。理解凱曼會因為自己的臀部被人用極品二字來褻慢而感到困惑，就是全部的笑點所在—而這種理解，無疑地也是一種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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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心理學者在解釋這種（我與其他人的）差別時，會將同理心的概念一分為二：一種是認知型的同理心，意思是有人會在能認知到他人的感受並予以理解的同時，又與這種這些感受保持距離。這就像你可以想像某人的心路歷程，但你不會發簽證，讓給對方的那顆心入境，這是一種理性的同理。另外一種同理心，是所謂情意性的同理心，或稱悲憫的同理心，而這也是我們平日認知中的同理，感性的同理：將別人的經驗加以理解，並將對方可能的感受予以內化，簡單講就是將心比心。

這兩種同理心放在一起，並不能說有確切的良窳，比方說誰高誰低。對護理人員或各種醫療執業人員而言，認知型的同理心是很重要的，因為這東西可以作為屏障，避免這些醫療人員出現「悲憫之心的疲乏」，也就是將病患痛苦大量內化而造成的情感熔斷。近期的某些證據顯示若醫療人員若改以認知型的同理心做為主力，在無損其同理能力的前提下與病患間拉出一點距離，那除了工作的疲乏與倦怠感會降低以外，醫療人員的生活也能過得更為舒適愉快。

但話又說回來，認知型同理心確實有黑化的可能性。近期一項研究以網路霸凌作為情境，測試了這兩支同理心的差異，結果學者發現網路酸民在認知型同理心上的得分高於悲憫的同理心。事實上較高的認知型同理心，可能就是他們能壞到骨子裡的武器—他們猜得到別人的想法，所以酸人才能酸到痛處。

確實，沒有人可以像7-11一樣全年無休，永遠帶著笑臉歡迎客人上門，任由自己的感受被眾人拉扯。你必須懂得看時機在這兩種同理心之間轉換。話說到這份上，我們就不得不複習一下第三章所說的人造情緒：情緒不是從天而降的東西，情緒是你大腦創造出來的東西，而這就代表面對情緒，你多多少少有選擇的能力。直覺告訴我在Tinder Live現場的觀眾是一邊在瑟縮，一邊又驅動著他們的認知型同理心，而這時的同理心就有可能會凝固成一種狗眼看人低的東西，比方說鄙夷。

不過最近我在做一種實驗是盡可能派悲憫的同理心先發：我知道你的感受，因為我就是你，又或者至少我可以在你身上看到我的某種投影。這種目標，當然在跟你覺得跟自己有某種關聯的人身上，比較容易達到。而這一點在克拉其與波拉斯在二○一一年的一項後續研究中，也得到了確認：對於某人面臨的尷尬，你的同理反應強度會與你跟這人的關係親疏成正比。夫妻之間會那麼容易讓彼此覺得尷尬，就是這個道理；你家人的怪癖，百發百中的會在家門以外讓你退縮顫抖，也是遵循相同的紋理。他們等於是一部份的你，因為你已經將他們融入到你的自我意識。一旦這些人有如脫韁野馬，到花花世界裡想怎麼幹就怎麼幹，你肯定無法從他們所創造的尷尬中全身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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