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名滿天下,卻從世人眼前消失!近40年拒絕受訪的低調文壇大師 紀錄片完整揭露

文壇大師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以《玩笑》(The Joke)、《生活在他方》(Life is Elsewhere)、《賦別曲》(The Farewell Waltz)、《笑忘書》(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等作品奠定文壇地位,但一直到1984年的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被拍成電影《布拉格的春天》,才讓他真正紅遍全球。然而,在該片之後,昆德拉卻決定絕不再讓他的書被拍成電影,並在1985年決定不再接受採訪,也沒有公開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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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布拉格的春天》劇照。

昆德拉的拒絕受訪在文壇相當出名,許多記者都曾各出奇招卻無計可施。曾有電台記者以捷克作曲家楊納傑克為切入點,成功「凹」到昆德拉破例暢談,因為昆德拉的父親就是楊納傑克的學生。昆德拉認為,採訪者提出問題,都只是想聽到自己想聽到的話,對別人想說的並不感興趣,所以沒有必要接受訪談,人們想知道的任何事都已寫在他的書裡。法國世界報記者芙洛紅絲諾維爾曾與他打賭,試做一場假採訪,看看作品會如何回答。她試著提出一些問題,結果發現不論是關於身分認同、諷刺、小說、死亡、音樂、繪畫,真的都可以在昆德拉所有書中找到精確的片段回答這些問題。

如今導演米洛斯拉夫施米德馬耶(Miloslav Šmídmajer)決定挑戰採訪米蘭昆德拉這個不可能的任務,交出了影史唯一一部以米蘭昆德拉為主題的紀錄片。原來導演米洛斯拉夫‧施米德馬耶找到了比任何名流大師都更有力的幕後人士:昆德拉的夫人薇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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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與昆德拉夫人薇拉。

導演米洛斯拉夫‧施米德馬耶曾經執導的首部紀錄片,就是以捷克斯洛伐克導演米洛斯福曼為題材。他因此透過福曼的牽線,而向昆德拉提出希望拍攝紀錄片的邀請,也理所當然地碰了釘子。導演轉而找到了許多與昆德拉熟識的導演、劇作家、出版商、文學史家、編劇、記者等接受採訪,並找到了昆德拉過去還願意受訪時所留下的珍貴片段。但促成《米蘭昆德拉:從玩笑到無謂的盛宴》(Milan Kundera: From The Joke to Insignificance)這部紀錄片完成的最重要關鍵,是昆德拉的夫人薇拉代為牽線,為他引介了多位熟識昆德拉的各界人士受訪。片中導演與薇拉的一段電話,更意外讓觀眾一瞥昆德拉夫婦私底下最人性化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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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與昆德拉夫人薇拉。

昆德拉與薇拉從年輕時相守至今,薇拉過去原是電視節目主持人,在朋友們眼中是美麗大方的賢妻,於公於私都是昆德拉無微不至的陪伴照顧者,更是他面對世界的窗口。在紀錄片中一段導演與薇拉的電話通話中,觀眾可以聽到昆德拉在電話那端對導演說,「你很幸運能和她談話,我不會告訴你任何事了」,薇拉聽了則在一旁忍不住笑出來。事實上導演透露,那通電話時是下午一點,薇拉正在做午餐,因此一面講電話,一面叫昆德拉幫她攪拌爐子上的湯免得燒焦,但那通電話講了20分鐘,薇拉掛了電話回到廚房,才發現昆德拉攪拌的是另外一個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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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蘭昆德拉是19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新浪潮電影背後的重要推手之一,也曾親自將他的小說處女作《玩笑》改編為電影劇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更被好萊塢翻拍為《布拉格的春天》,為丹尼爾戴路易斯(Daniel Day-Lewis)和茱麗葉畢諾許(Juliette Binoche)留下經典演出。然而,為何後來他卻對自己的小說被拍成電影如此抗拒?

原來《布拉格的春天》製片索爾薩恩茲原本想找與昆德拉熟識的捷克斯洛伐克同胞—《飛越杜鵑窩》導演米洛斯福曼執導,但福曼顧及當時家人都還在捷克斯洛伐克,不便執導,才由美國導演菲利浦考夫曼接下重任。

《布拉格的春天》編劇尚克洛德卡里耶爾回憶,當時他與昆德拉花了數月時間討論修改法文劇本,昆德拉還特別多加了幾句原著中沒有的台詞。但後來劇本被電影公司改成英文版拍攝時,卻並沒有與昆德拉討論。昆德拉的友人透露,他看了電影後感到錯愕失望,不僅不喜歡電影,更由於他之所以聞名於世,竟然是因為書被拍成電影,更覺得當初不該這麼做,於是下定決心,絕不再讓人將他的書改編成電影。

法國哲學家貝爾納亨利李維則表示:「昆德拉的小說藝術就是在告訴我們,所有人物都是動態的,他們總是不斷在改變,隨著每次閱讀,他們都不一樣,他們是昆德拉的哲學假設。可是小說拍成電影,假設卻因為一張臉而變成確定,某個偉大的男演員或女演員的臉,把自己的特徵借給了這個假設。」觀眾從此記得的都是丹尼爾戴路易斯和茱麗葉畢諾許,他們以他們的明星臉龐,取代了書中的托馬斯與特麗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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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布拉格的春天》劇照。

昆德拉在因《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紅遍全球後,更因外界對他的作品過度政治化的解讀感到不耐,認為自己明明寫的是愛情故事,卻只被標籤為反共異議作家。「如果我寫了一個愛情故事,裡面有三行提到史達林,人們就會只討論那三行而忘了其他部分,或是在其他部分裡尋找政治的暗示,把其他部分都只當成是政治的隱喻。」

昆德拉其實早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出版的25年之前,就已開始構思這個故事,但當年他卻還沒準備好,結果完全搞砸了,只留下了兩個主角特麗莎與托馬斯,以及一個重要的場景:托馬斯獨自看著窗外,對自己說出德國諺語Einmal ist keinmal. (一次算不得數,一次就是從來沒有。只能活一次,就像是完全不曾活過。)他思考著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因此永遠無法驗證哪個決定才是對的,無法知道自己是好人還是壞人,是真的愛一個人,還是那只是愛的幻覺。這個哲學命題就這樣在他腦中纏繞了25年。

昆德拉表示,對他來說,角色所代表的主題比角色更早出現,一個角色的存在,只是為了讓他用來探索某個主題。例如特麗莎,是一個對她自己的身體感到尷尬的女子。他利用這個角色來提問「什麼是身體?我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身體?」而托馬斯在書中根本沒有任何描述,讀者可以把托馬斯想像成任何樣子,他不必花費篇幅描述托馬斯,因為托馬斯這個角色根本就與任何外在細節無關,托馬斯只是用來乘載他主要探討的存在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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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對於自己的作品要求完美精確,更曾因翻譯版本的爭議而震怒。昆德拉於1970年代中期移居法國,並在1981年獲法國總統密特朗授予法國公民身分。但當昆德拉的法文夠好,看得懂《玩笑》的法文譯本的時候,他發現很多內容都被改掉,連語意和風格都變了,原本批判性的思考和顛覆性的語言竟變得浪漫,一個長句還被分成好幾個短句。他親自提筆修改,每一頁改了多達上百處,認為這根本是對作者主權的侵犯。

昆德拉化憤怒為行動,花了兩年時間中斷寫作,把所有捷克文作品重新譯為法文,並在扉頁註明「法文版由米蘭昆德拉重新審定,與捷克文版具有相同的原作價值」,另一個目的則是讓他的書從此在書店可以被放在法國文學區,而不是斯拉夫文學區,這樣才不會跟他無法忍受的占領他祖國的俄國人放在一起。而他更從1995年的《緩慢》開始直接以法文寫作,從此名符其實地成為了法文作家,再也不用忍受捷克文不好的譯者亂翻譯他的作品了。

Text、Photo:佳映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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