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影像構築觀看過去的契機　鄭淑麗Ｘ孫松榮Ｘ林木材展覽對談

第11屆TIDF國際紀錄片影展於本月落幕，今年擴大影展單元內容，和台北當代藝術館、立方計劃空間合作推出兩檔實體展。其中當代館的展覽「不只是歷史文件：港台錄像對話1980-90s」先行開幕，觀眾有機會看到近20件華人早期錄像藝術作品，在特殊的時代氛圍之下，如何回應社會環境的變遷。在忙碌的導覽行程過後，策展人孫松榮、林木材和參展藝術家鄭淑麗於館內小聚，一起聊聊關於展覽的幕後思考。

現今錄像藝術已成為觀眾熟悉的創作形式，議題與表現形式多元，但是在1980年代初期，錄像藝術於港台兩地同時崛起，無論在技術或關注方向上，和現今的作品十分不同，時逢香港回歸20年，及台灣解嚴超過30年，對於過去作品的整理，在兩岸三地關係愈趨緊張的今日，或也提供人們鑑往知來的窗口。以下為當天對談內容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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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池中藝術網（以下簡稱「非」）：此次參展作品緊扣過去的歷史事件，如「中英聯合聲明」、「六四天安門事件」、「九七香港主權移交」和台灣戒嚴令的解除等，由這些歷史事件進行探討的出發點為何？

孫松榮（以下簡稱「孫」）：在觀看這些作品的時候，我認為這些藝術家都想立即與外界連結起來，現今的藝術家反而較常探討過去的歷史事件。在當時，香港和台灣的藝術家沒有很多接觸，可能不曉得對方在做什麼事情，當我間隔二、三十年再去觀察這些作品時，發現其中有一些共通點。

這次為了回應TIDF的影展，不能將藝術的議題處理得太抽象，也不是純粹在美術館當中討論錄像藝術，因此我選擇了幾個具體的事件，剛好八零、九零年代在錄像藝術的發展上，還沒有走到數位化，在媒材上相對簡單，也在其中涉及許多具體的問題，諸如電視媒體的操作，和這四個大事件。我們也討論了幾個細節，例如展覽名稱的選定，和香港有一段「過渡期」的問題。

林木材（以下簡稱「林」）：我在閱讀孫老師的文章以後，到香港看過了相關的作品。其實更吸引我的是從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過後，到1997年香港回歸之前，有十年左右的過渡期。為了回應這次回歸，做了許多的建設。但是我在香港期間，曾經詢問當地的藝術家是否有相關的作品，答案為否，沒有人去討論這個十年。

孫：是的，他們當時會直接面對當下的問題，並不會計畫性地去進行。現今許多年輕藝術家可能會計畫性地投入創作，做得很精細，例如做一些冷戰的回顧，不過當時的藝術家似乎沒有想那麼多，直覺地認為要對現在發生的事情立即回顧或討論。

林 ：以往的錄像是較為低技術的（low-tech），所以他們能做得很快，但是現在高技術的（high-tech）形式反而讓創作變得較慢，他們要強調更精細的內涵，作品的產生和事件發生的時間就會拉得很遠，藝術家大多都是討論過去的事件，錄像創作的即時性就會降低。

孫：我覺得也是運氣很好，去年鄭淑麗導演在10月來台參加女性影展，我和林欣怡老師有機會訪問到她，後來我重新梳理鄭導的作品之後，和她說我們想把作品《Making News, Making History》放進展覽。

當時我們在談論，思考到是不是就用電視螢幕呈現就好，但我覺得導演講了一個很好的想法，就是以接近原版的概念呈現，所以我們把一些大字報拿掉，我覺得目前的呈現蠻好的，如果沒有那些作品，會有什麼部分被遺漏，但透過這些作品就將它們串聯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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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疾速轉變的時代中停下腳步

早期錄像藝術在台灣較少進入畫廊和藝術空間，也缺乏系統性的發表。此次展出作品的梳理，使觀者能以冷靜客觀的角度去觀看，孫松榮說明，展覽中事件的串聯是由後人所建構的史觀，形成了一條較容易去掌握的軸線。而談到影展和這次展覽的關聯，兩人以十足地默契拋接彼此的思緒。

林：本次影展有十幾個單元，然後是陸續決定的，有各式各樣的專題，所以湊合起來不會很奇怪。今年主要希望去拉大紀錄片的光譜，加入不同的內容，所以當孫老師提出合作的時候，我們就決定加入「港台錄像」的主題。

孫：我覺得不論展覽、或是影展也好，有一種精神在裡頭。有比較多田野和研究的精神，展覽和影展不需要做流行性的，或是花俏的題目，也就是以研究的精神，為人們整理歷史材料。

我認為我們跑太快了，有時候可能需要停下來，把一些東西累積起來，將它分類並向他人敘述。因此我在香港和廣州看到一些作品的時候就很興奮，「為什麼以前都沒有人看到這部分，和我講述它的內容呢？」

譬如我們都很熟悉歐美的錄像藝術，能夠下載觀看並討論，但是提到早期中港台地區的錄像，大家都不了解。越接近我們材料，越不瞭解。…以西方的方法來處理自身的藝術可以很迅速，我們都習慣這麼做，一旦直接面對我們文化中的藝術，會覺得它很陌生，好像和我們過去學的東西不太一樣。這幾年無論是做雜誌，或是影展合作，在第一線看到這些作品時，會讓我看到很多新的概念，它在時間上已經舊了，但我們從沒有好好地讀過、寫過，它仍然是新的。

我認為有趣的地方是，回到香港和台灣之間的對話，比如說展覽主題為「港台錄像對話」，實際上可能沒有那麼密切的對話（交流），所以這是一個機會把20件作品放在這裡對話、舉辦藝術家交流講座。因為我們不曉得導演跟香港藝術家的關係，從過去到現在有怎麼樣的互動呢?

鄭：並不是很常聯絡，不過可能在1980年代的時候，鮑藹倫來紐約找我；她還有一次是在1990年代來到我的新辦公室；兩年前她請我去ICA參與一次Electronicr Conference，並找我去做keynote。

孫：在香港?

鄭：在香港。過去幾年我在她創辦的「Videotage錄映太奇」當中也有做過表演；而在一次《體液FLUIDØ》表演中，因為牽涉到性的演出，她找了香港的黑幫人士來保護我…和榮念曾過往曾有製作上的合作，不過近年比較少有他的消息。

鄭淑麗《Making News, Making History》背後的人情溫暖

此次展覽是鄭淑麗的作品《Making News, Making History》首次在亞洲展出。1989年4月開始，北京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發起學運，經過媒體播送畫面，成為全球關注的事件。住在紐約的鄭淑麗，和艾未未、陳凱歌都十分關心事件動向，產生了到現場的想法。彼此商量過後，決定由持有美國身分的鄭淑麗前往中國，在5月底抵達中國，每天騎乘腳踏車，獨自到運動現場取材。

鄭淑麗：那時剛好有人送陳凱歌一台小型錄影機，當時行動錄影機才出來，變得越來越小，他就送給我，說「你就拿這台就去了！」

5月20號中國戒嚴，美國電視台畫面被切掉，我大概在5月21到了中國，住到陳凱歌父親家裡的北京電廠。他父親很有趣，給了我一部腳踏車，說「你就騎著吧！」我每天騎著腳踏車去天安門，大約要花30分鐘，那時候中國幾乎每個人都騎腳踏車，和現在很不一樣。也許半夜一兩點才回家，他也不管我。也沒有時間去找創作的金源，成本不高，回家可以吃剩下的大鍋飯。我在那裡住了兩個禮拜，直到六四事件發生。

林：那時導演是有意識地拍學生和媒體，沒有特別拍攝其他部分？

鄭：是的，並且整個過程都是我自己做的。沒有攝影團隊，由於我在紐約擔任剪輯師，這方面也沒有問題，這次製作也沒有任何成本。

整件作品趨向於探討學生如何掌握自己的媒體，他們自行製作大字報與傳單，並且和政府的媒體（電視播放畫面）進行對比。後來我仔細看電視轉播，許多都是交叉剪接的，在廣場上幾乎沒看到有人拿著攝影機。後來才想起，整個天安門廣場的燈柱都是監視影像，幾乎是無孔不入。

孫：離開時沒有遭到檢查？

鄭：沒有，離開時是美國空軍的軍機接我出去的。

孫：這件作品在美國放映時，有遭遇到抗議的情況嗎？

鄭：這方面沒有。第一次展示是在1989年，回到美國馬上進行剪輯。美國電影學院（American film institute）本來要放另外一支影片，我和策展人討論，手邊有一些影像片段，想像的成品是五頻道的裝置。第一次展出是在洛杉磯的美國電影學院，1990年才到美國的國際攝影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 ICP）展出。本來在美國電影學院因應藝術節的電影節，可能沒有大字報的呈現；在國際攝影中心才是最正式的展出。

鄭：後來由於母親病危，必須趕到台灣見她最後一面。我找到美國領事館，希望他們讓我出境，否則的話，我可能還停留在當地。當時不敢讓家人知道自己在中國大陸，尤其事情已經鬧得很大了。回台灣的過程十分驚險，領事館說有軍機能夠抵達東京，但沒有計程車，便派三輪車來載我。

當時前方傳來槍聲、瀰漫煙霧，感覺非常地淒涼。到了空軍機場後，他們將我放在原地。我看到有一班開往台北的飛機，就走進去了。上了飛機後，人們問我是誰，我忽然間崩潰大哭，身邊的每個人都不敢惹我…可能哭了一個鐘頭，他們才問我是不是沒有買機票。經過一番解釋後，他們告訴我，到台灣再付機票就可以了。

回台以後，奔喪期間幾乎都待在家裡，沒有特殊的事情要做。或許我是一個閒不住的人，我就和王俊傑說，來創作一件台灣版的作品吧。因此才有了《歷史如何成為傷口》這件作品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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