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影像構築觀看過去的契機 鄭淑麗X孫松榮X林木材展覽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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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屆TIDF國際紀錄片影展於本月落幕,今年擴大影展單元內容,和台北當代藝術館、立方計劃空間合作推出兩檔實體展。其中當代館的展覽「不只是歷史文件:港台錄像對話1980-90s」先行開幕,觀眾有機會看到近20件華人早期錄像藝術作品,在特殊的時代氛圍之下,如何回應社會環境的變遷。在忙碌的導覽行程過後,策展人孫松榮、林木材和參展藝術家鄭淑麗於館內小聚,一起聊聊關於展覽的幕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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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現場。(圖/非池中藝術網)

現今錄像藝術已成為觀眾熟悉的創作形式,議題與表現形式多元,但是在1980年代初期,錄像藝術於港台兩地同時崛起,無論在技術或關注方向上,和現今的作品十分不同,時逢香港回歸20年,及台灣解嚴超過30年,對於過去作品的整理,在兩岸三地關係愈趨緊張的今日,或也提供人們鑑往知來的窗口。以下為當天對談內容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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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材、孫松榮主持展覽導覽。(圖/非池中藝術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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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談現場。左至右:孫松榮、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展覽統籌盧穎珊、林木材、鄭淑麗。(圖/非池中藝術網)

非池中藝術網(以下簡稱「非」):此次參展作品緊扣過去的歷史事件,如「中英聯合聲明」、「六四天安門事件」、「九七香港主權移交」和台灣戒嚴令的解除等,由這些歷史事件進行探討的出發點為何?

孫松榮(以下簡稱「孫」):在觀看這些作品的時候,我認為這些藝術家都想立即與外界連結起來,現今的藝術家反而較常探討過去的歷史事件。在當時,香港和台灣的藝術家沒有很多接觸,可能不曉得對方在做什麼事情,當我間隔二、三十年再去觀察這些作品時,發現其中有一些共通點。

這次為了回應TIDF的影展,不能將藝術的議題處理得太抽象,也不是純粹在美術館當中討論錄像藝術,因此我選擇了幾個具體的事件,剛好八零、九零年代在錄像藝術的發展上,還沒有走到數位化,在媒材上相對簡單,也在其中涉及許多具體的問題,諸如電視媒體的操作,和這四個大事件。我們也討論了幾個細節,例如展覽名稱的選定,和香港有一段「過渡期」的問題。

林木材(以下簡稱「林」):我在閱讀孫老師的文章以後,到香港看過了相關的作品。其實更吸引我的是從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過後,到1997年香港回歸之前,有十年左右的過渡期。為了回應這次回歸,做了許多的建設。但是我在香港期間,曾經詢問當地的藝術家是否有相關的作品,答案為否,沒有人去討論這個十年。

孫:是的,他們當時會直接面對當下的問題,並不會計畫性地去進行。現今許多年輕藝術家可能會計畫性地投入創作,做得很精細,例如做一些冷戰的回顧,不過當時的藝術家似乎沒有想那麼多,直覺地認為要對現在發生的事情立即回顧或討論。

林 :以往的錄像是較為低技術的(low-tech),所以他們能做得很快,但是現在高技術的(high-tech)形式反而讓創作變得較慢,他們要強調更精細的內涵,作品的產生和事件發生的時間就會拉得很遠,藝術家大多都是討論過去的事件,錄像創作的即時性就會降低。

孫:我覺得也是運氣很好,去年鄭淑麗導演在10月來台參加女性影展,我和林欣怡老師有機會訪問到她,後來我重新梳理鄭導的作品之後,和她說我們想把作品《Making News, Making History》放進展覽。

當時我們在談論,思考到是不是就用電視螢幕呈現就好,但我覺得導演講了一個很好的想法,就是以接近原版的概念呈現,所以我們把一些大字報拿掉,我覺得目前的呈現蠻好的,如果沒有那些作品,會有什麼部分被遺漏,但透過這些作品就將它們串聯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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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News, Making History》於美國展出照。(圖/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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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美華《她說為何是我》,1989。蒙著雙眼的女子在城市裡行走摸索,並交錯著黑白的古代女子生活影像,呈現當時港人徬徨焦慮的狀態。(圖/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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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藹倫《估領袖》,1990。幾位藝術家以港人所熟悉的遊戲「猜領袖」,模仿李鵬在電視中的動作,最後大夥厭煩了單調的模仿動作,紛紛離去,並也在暗示人們無法忍受遊戲過程的獨裁專斷。(圖/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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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素珍《東/West》,1984/1987。(圖/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在疾速轉變的時代中停下腳步

早期錄像藝術在台灣較少進入畫廊和藝術空間,也缺乏系統性的發表。此次展出作品的梳理,使觀者能以冷靜客觀的角度去觀看,孫松榮說明,展覽中事件的串聯是由後人所建構的史觀,形成了一條較容易去掌握的軸線。而談到影展和這次展覽的關聯,兩人以十足地默契拋接彼此的思緒。

林:本次影展有十幾個單元,然後是陸續決定的,有各式各樣的專題,所以湊合起來不會很奇怪。今年主要希望去拉大紀錄片的光譜,加入不同的內容,所以當孫老師提出合作的時候,我們就決定加入「港台錄像」的主題。

孫:我覺得不論展覽、或是影展也好,有一種精神在裡頭。有比較多田野和研究的精神,展覽和影展不需要做流行性的,或是花俏的題目,也就是以研究的精神,為人們整理歷史材料。

我認為我們跑太快了,有時候可能需要停下來,把一些東西累積起來,將它分類並向他人敘述。因此我在香港和廣州看到一些作品的時候就很興奮,「為什麼以前都沒有人看到這部分,和我講述它的內容呢?」

譬如我們都很熟悉歐美的錄像藝術,能夠下載觀看並討論,但是提到早期中港台地區的錄像,大家都不了解。越接近我們材料,越不瞭解。…以西方的方法來處理自身的藝術可以很迅速,我們都習慣這麼做,一旦直接面對我們文化中的藝術,會覺得它很陌生,好像和我們過去學的東西不太一樣。這幾年無論是做雜誌,或是影展合作,在第一線看到這些作品時,會讓我看到很多新的概念,它在時間上已經舊了,但我們從沒有好好地讀過、寫過,它仍然是新的。

我認為有趣的地方是,回到香港和台灣之間的對話,比如說展覽主題為「港台錄像對話」,實際上可能沒有那麼密切的對話(交流),所以這是一個機會把20件作品放在這裡對話、舉辦藝術家交流講座。因為我們不曉得導演跟香港藝術家的關係,從過去到現在有怎麼樣的互動呢?

鄭:並不是很常聯絡,不過可能在1980年代的時候,鮑藹倫來紐約找我;她還有一次是在1990年代來到我的新辦公室;兩年前她請我去ICA參與一次Electronicr Conference,並找我去做keynote。

孫:在香港?

鄭:在香港。過去幾年我在她創辦的「Videotage錄映太奇」當中也有做過表演;而在一次《體液FLUIDØ》表演中,因為牽涉到性的演出,她找了香港的黑幫人士來保護我…和榮念曾過往曾有製作上的合作,不過近年比較少有他的消息。

鄭淑麗《Making News, Making History》背後的人情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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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News, Making History》於美國展出照。(圖/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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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News, Making History》於當代館展出照(局部)。於入口處裝設美國電視台對於六四事件的報導,並裝設衛星的圖樣,透露美國媒體報導這則事件背後的商業考量。(圖/非池中藝術網)

此次展覽是鄭淑麗的作品《Making News, Making History》首次在亞洲展出。1989年4月開始,北京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發起學運,經過媒體播送畫面,成為全球關注的事件。住在紐約的鄭淑麗,和艾未未、陳凱歌都十分關心事件動向,產生了到現場的想法。彼此商量過後,決定由持有美國身分的鄭淑麗前往中國,在5月底抵達中國,每天騎乘腳踏車,獨自到運動現場取材。

鄭淑麗:那時剛好有人送陳凱歌一台小型錄影機,當時行動錄影機才出來,變得越來越小,他就送給我,說「你就拿這台就去了!」

5月20號中國戒嚴,美國電視台畫面被切掉,我大概在5月21到了中國,住到陳凱歌父親家裡的北京電廠。他父親很有趣,給了我一部腳踏車,說「你就騎著吧!」我每天騎著腳踏車去天安門,大約要花30分鐘,那時候中國幾乎每個人都騎腳踏車,和現在很不一樣。也許半夜一兩點才回家,他也不管我。也沒有時間去找創作的金源,成本不高,回家可以吃剩下的大鍋飯。我在那裡住了兩個禮拜,直到六四事件發生。

林:那時導演是有意識地拍學生和媒體,沒有特別拍攝其他部分?

鄭:是的,並且整個過程都是我自己做的。沒有攝影團隊,由於我在紐約擔任剪輯師,這方面也沒有問題,這次製作也沒有任何成本。

整件作品趨向於探討學生如何掌握自己的媒體,他們自行製作大字報與傳單,並且和政府的媒體(電視播放畫面)進行對比。後來我仔細看電視轉播,許多都是交叉剪接的,在廣場上幾乎沒看到有人拿著攝影機。後來才想起,整個天安門廣場的燈柱都是監視影像,幾乎是無孔不入。

孫:離開時沒有遭到檢查?

鄭:沒有,離開時是美國空軍的軍機接我出去的。

孫:這件作品在美國放映時,有遭遇到抗議的情況嗎?

鄭:這方面沒有。第一次展示是在1989年,回到美國馬上進行剪輯。美國電影學院(American film institute)本來要放另外一支影片,我和策展人討論,手邊有一些影像片段,想像的成品是五頻道的裝置。第一次展出是在洛杉磯的美國電影學院,1990年才到美國的國際攝影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 ICP)展出。本來在美國電影學院因應藝術節的電影節,可能沒有大字報的呈現;在國際攝影中心才是最正式的展出。

鄭:後來由於母親病危,必須趕到台灣見她最後一面。我找到美國領事館,希望他們讓我出境,否則的話,我可能還停留在當地。當時不敢讓家人知道自己在中國大陸,尤其事情已經鬧得很大了。回台灣的過程十分驚險,領事館說有軍機能夠抵達東京,但沒有計程車,便派三輪車來載我。

當時前方傳來槍聲、瀰漫煙霧,感覺非常地淒涼。到了空軍機場後,他們將我放在原地。我看到有一班開往台北的飛機,就走進去了。上了飛機後,人們問我是誰,我忽然間崩潰大哭,身邊的每個人都不敢惹我…可能哭了一個鐘頭,他們才問我是不是沒有買機票。經過一番解釋後,他們告訴我,到台灣再付機票就可以了。

回台以後,奔喪期間幾乎都待在家裡,沒有特殊的事情要做。或許我是一個閒不住的人,我就和王俊傑說,來創作一件台灣版的作品吧。因此才有了《歷史如何成為傷口》這件作品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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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傑、鄭淑麗《歷史如何成為傷口》,1989。在新聞攝影棚內,安排評論人陳光興、李尚仁、郭力昕端坐於一台播放三台及國外電視台報導「六四事件」的電視機旁,評論政治與民主、媒體操控與消費、廣告化等議題。解嚴後的1980年代,電視仍受控於黨政軍。錄像在意識型態上抵抗威權主流,形如電視的對立面。(圖/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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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現場。(圖/非池中藝術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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