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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眼下這個檔口，談論「時間」實在是再合適不過。
去年11月，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宣佈了2020年的Met Gala和大都會博物館展覽主題，「關於時間：時尚與時光（About Time：Fashion and Duration）」。2020年恰逢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建館150年，由策展人Andrew Bolton確定的這一主題，旨在回顧從1870年到2020年的時裝史。展覽在按照時間軸進行梳理，同時運用「時間折疊」的顛覆形式，將不同世代的服飾放在一起進行對照，體現過去與現在並存的理念。
雖然展覽推遲到10月舉行，但Vogue近日公佈的部分展覽作品圖片，1949年Charles James和1984年Jean Paul Gaultier兩件擁有相似胸部錐形設計的黑色晚禮服被一同放置，1885年擁有巨大裙撐的維多利亞時期裙裝與1986年山本耀司對裙撐的結構設計形成微妙對比。其他展陳還包括1895年的晚禮服與2020年由Sarah Burton設計的Alexander McQueen。
Andrew Bolton如此解釋策展思路，「這是對碎片化、不連續和異質性的時尚史的重新想象。」他從1992年Sally Potter的電影《奧蘭多》中得到展覽靈感，這部電影根據Virginia Woolf同名小說改編。其中有一個精彩場景是演員Tilda Swinton穿著18世紀的女式長袍進入迷宮，當她在迷宮中奔跑時，她的衣服換成了19世紀中葉的衣服，隨後她重新出現在了1850年代的英國。
20世紀初法國哲學家Henri Bergson的「時間」概念也啓發了Andrew Bolton。他認為時間是連續而流動著存在的，在這種流動中，思想、感情和記憶一起存在，而把它們以線性序列的形式分開是沒有意義的。AndrewBolton與藝術家Es Devlin合作，將展覽構思成了一個「60分鐘的時尚研究」，60件服裝按照時間順序排列，展示了一個半世紀以來不斷變化的廓形和伴隨著它們的肢體語言。
在如此直觀的對照形式面前，不同時代時尚的相似性變得顯而易見。或許科技世界深刻相信進化論，但歷史不過百年的現代時尚界卻已經變成「輪迴」的堅定信徒。
在週而復始按季節劃分的時裝週，以及年復一年的Met Gala盛會中，時尚界塑造了一種週期性時間觀。人們默認這次時裝週結束後就是下一次，這一年的Met Gala之後又是新一年，80年代流行趨勢結束後可能是90年代，這個創意總監出局後總會有下一個。雖然時尚與變化同行，但事實卻是，時間的規律讓整個行業在過去幾十年內陷入了思維慣性。
直到疫情讓人們原本習慣的一切戛然而止。
72年來首次，被稱為時尚界奧斯卡的Met Gala被無限期推遲，與此同時，紐約也成為疫情最為嚴重的地區。若Met Gala在剛剛過去的5月4日如期舉辦，今日的時尚媒體頭條應該屬於紅毯照片。由於今年的展覽主題十分寬泛，人們推測明星名人的紅毯著裝將圍繞復古主題進行更自由的發揮。
在3月的巴黎時裝週上，今年擔任Met Gala聯合主席的Louis Vuitton女裝創意總監Nicolas Ghesquière，為呼應展覽主題，已經將2020秋冬系列以Anachronism（時代錯位）為命題，囊括了從新古典主義風格到登月服靈感的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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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反過來看，Met Gala的突然延期卻又恰好切題，體現了時間的隨機、無序和不可預測，而這本該是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時尚所應有的樣子。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中，時尚界都在既定的框架下尋求創新，但這樣的創新最終被證明是有限的，最終淪為自我重複。時尚界到底究竟是在進步還是重複，展覽中不同時期的對話提供了對此進行反思的契機。
即便是對於Met Gala活動本身，變革也早已寫上日程。為了在疫情期間延續Met Gala的傳統，主辦方以YouTube直播的形式推出另一項活動「A Moment With the Met」。Vogue主編Anna Wintour擔任主持人進行發言，配以樂隊演出和Virgil Abloh的DJ表演。眾多明星名人也在社群媒體上分享了歷年的Met Gala回憶。Vogue還在YouTube平台推出一系列Met Gala主題視頻，包括Cardi B等人拍攝的Met口述歷史。
問題在於當一切過去，Met Gala是否還能在一個被徹底改變的後疫情時代照常舉行。以及除了懷舊和回顧，Met Gala還能做出哪些改變。畢竟，擁有72年歷史的Met Gala也並非一直如人們當前所見。
1920年代，劇院製作人Irene Lewis和舞台設計師Aline Beinstein發現爵士時代的文化可以為戲服設計師提供靈感，於是開始了時裝收藏。到了1946年，時裝收藏已經達到了8000件之多，正式加入大都會博物館成為時裝館收藏。1948年，為時裝館展覽募資的慈善晚會Met Gala在出版人Eleanor Lambert手下誕生，Eleanor Lambert不僅推出了紐約時裝週，也發明了最佳著裝榜的概念，她結交了各路名流，用「年度派對」這樣的概念包裝Met Gala。
隨後在前任傳奇美版Vogue主編Diana Vreeland的手下，Met Gala進一步演變成為人們今天所見的樣子，包括開啓了延續至今的客座主席機制。除了為時裝館募資，Met Gala開始承擔為大都會博物館時裝館展覽進行推廣的任務。在Diana Vreeland 1989年去世後，社交名媛Pat Buckley接手Met Gala，將這個活動繼續打造成最高調的時尚社交活動，並開始高價出售晚宴結束後的派對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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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現任美版Vogue主編Anna Wintour掌舵Met Gala。在她的領導下，Met Gala才算真正實現了商業價值最大化，並獲得了全球範圍內的影響力，成為高度品牌化且利潤豐厚的營銷活動。目前Met Gala每年的單人票價在3萬至5萬美元之間，一張桌子的套票在20萬到30萬美元之間。1960年，該晚會的單人票價僅為100美元，門票能在活動前兩週售完。如今Met Gala能為展覽貢獻了大約1350萬美元收入。
大都會博物館此前陷入艱難時期，赤字為1500萬美元，面臨裁員計劃，但時裝館似乎正在蓬勃發展。往常五個訪客中只有一個願意支付25美元的建議入場價，但Met Gala僅憑一個晚上600到700位客人就募集到8位數的資金。對於困難中的大都會博物館，這樣成熟的商業運作和募資數目顯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
在Anna Wintour的執掌下，Met Gala與商業品牌之間的關係也愈發緊密。品牌通常會包下晚會的一個桌子，各自邀請明星身著品牌服飾參加晚會。作為主贊助商的品牌還需承擔晚宴和展覽的開銷，去年的贊助商品牌是Gucci。
在Met Gala籌款活動中花費的金錢不僅是對時裝展覽貢獻善意，更重要的目的是提升品牌在市場中的地位和影響力。儘管成本高昂，這對於有實力的品牌而言依然是一個能夠獲取曝光的良機。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2017年大都會博物館展覽的主題是川久保玲，但Met Gala上穿川久保玲衣服的明星卻很少的現象，因為特立獨行的川久保玲不會為了品牌曝光對明星和晚會進行市場營銷。
一些業內人士擔憂，由於社群媒體對視覺刺激性圖像的偏愛，如今過於商業化和娛樂化的Met Gala成為了明星爭奇鬥艷、吸引點擊率的場合，遮蓋了時裝展覽原本的思考意義。時尚不應只是膚淺而千篇一律的紅毯最佳著裝榜單，還應該關注時裝本身的故事和意義。
Anna Wintour影響力的可持續性也引發了擔憂。她毫無疑問是對Met Gala和美版Vogue擁有絕對的影響力和不容置疑的控制權。Anna Wintour對嘉賓名單掌握著絕對的選擇權，她可以剔除她認為不符合活動形象的嘉賓，即便對方支付門票。2014年，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時裝館正式更名為Anna Wintour Costume Center，就是這種影響力的體現。
康泰納仕集團首席執行長Bob Sauerberg曾評價Anna Wintour稱，「她要為集團全部人提供建議，她是我們的創意舵手，同時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商人。」有數據顯示，Anna Wintour已經累計為Met Gala籌集了近1.75億美元。
但是從2018年以來，業界頻傳由於董事長Jonathan Newhouse並不喜歡Anna Wintour強烈控制欲的作風，任職超過30年的Anna Wintour即將離任，潛在繼任者為英國版Vogue主編Edward Enninful。消息傳出後立即遭康泰納仕集團否認。
該消息為時尚界的未來發展帶來了諸多不確定性，令不少業界人士開始走出思維定式，試圖描繪一個後Anna時代的行業版圖。而如若Anna Wintour果真於離任，最直接的影響就是Met Gala，但這對於Met Gala和時尚界而言未必不是一件有利於迭代創新的好事。
變革的跡象正在趨於明顯。從社群媒體上成長起來的年輕人不再滿足於傳統的Met Gala，Met Gala畢竟是少數人的狂歡。
據紐約時報最新報導，Twitter上出現了一個由Z世代年輕人組成的社群High Fashion Twitter簡稱hft。而在Met Gala原本應舉辦的5月4日，11名年輕策展人在線上自發舉辦了首屆hft Met晚會。參與者以#HFMetGala2020為標籤，將他們的著裝方案用拼貼畫靈感版和其他圖文並茂的方式展示出來並發布在Twitter上。有近900人報名參加了這一線上活動，是去年Met Gala參與人數的近兩倍。
當Met Gala致力於創造稀缺性的同時，這群大部分還在上學、但渴望透過著裝表現自我的年輕人已經在社群媒體上開始對Met Gala進行開放化。其中一位策展人表示，「Met Gala一直是排外的活動，我們要把它帶到全世界。」他們認為Instagram更多的是基於圖像而不是知識，是被操縱和虛假的社群平台，因而選擇Twitter。此外他們也不會對參加線上Met Gala的人們進行最佳著裝榜的排名。
該刊時裝評論人Vanessa Friedman表示，在這裡，服裝的選擇是由理性和研究決定的，而不是銷售、名人和相互攀比的遊戲。「晚會嘉賓」要為他們自己的穿著負責，而非品牌或造型師。
儘管這群年輕人推出的線上Met Gala製造的影響力還十分有限，但是它在這個關鍵節點的出現，對於後疫情時代的Met Gala是一個重要隱喻。hft群體的線上Met Gala晚會從去年11月就開始籌備，這意味著它並非因Met Gala推遲而推出的替代活動，Met Gala對當下年輕人需求的缺乏回應在疫情之前就已暴露。所以無論是線上Met Gala的出現和Met Gala被推遲，都是一場打破慣性的「及時雨」。
正如一位中國企業家不久前在股東信中所寫，「時間很可能不應該是方程式中的一個可逆參數，它更像是一個不可逆的向量。它是一股強大的有方向的力量，默默地驅動著我們所見所感的一切事物。無論我們多麼固執地渴求著對稱和永恆，時間總是在不斷製造著世間種種的不對稱、不可逆以及死亡。」
期望疫情之後的時尚行業恢復如初是不切實際的願望。無論是Met Gala、傳統時裝週模式還是整個時尚行業都會發生不可逆的改變，來面對「時間」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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